20年前，“寒雪寂寥初散后，春风悠扬欲来时”，那时我正在北大读书。作为恢复高考后跨入大学校门的文学专业学生，还记得当听到一批外国文学名著被“平反”，获准重新发行的消息时，同学们奔走相告的场面。北大西南门外不远的海淀街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每有被“解禁”的外国文学名著发售，书店内外人头攒动。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为了抢购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站在售书柜台外伸过手去大喊：“《安娜》是我的！《安娜》是我的！”一时被引为笑谈。回想起来的确有趣——我们的潜意识里，是不是还深藏着生怕“破四旧”的灾年重来，抢购以备荒的余悸？
《译林》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刊的。可以想见，在一个刚刚打碎了“文化专制主义”枷锁的时代，在一个人人力图走出封闭，“开眼看世界”的时代，《译林》的创刊意味着什么。当然，和《译林》一起为中国文学“开眼看世界”做出贡献的，还有《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有引人注目地活跃在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领域的翻译家和研究家们，至今中国的作家们特别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们提起这些刊物和这些学者，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应该承认，新时期以后进入文场的作家们，固然积累了10年艰辛的人生体验，却又因为社会的封闭和自身外语能力的局限，对域外作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探索几无所知。因此，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外国文学出版物对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贡献，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的《译林》，对健康、优秀的外国大众文学作品的译介，尤其可以看出创刊者独具的慧眼和苦心。我们通过《译林》，读到了阿瑟·黑利、詹姆斯·艾略特、罗宾·科克，读到了克雷格·托马斯、读到了赫拉·琳德……举凡世界各国活跃的畅销小说作家，几乎都进入了《译林》的视野。这些作品的译载，对于广大读者认识世界各国的政坛风貌、司法内幕、商界争斗、人生百态，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作家们如何从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出发，创作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样具有极大的启发。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所暴露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译林》重视介绍外国大众文学作品的慧眼和苦心，越发呈现出其深刻的意义。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译林》创刊10年后，1989年，译林出版社成立，不仅继续其对外国大众文学的关注，而且又以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上的大手笔，使文学界的同仁深表钦佩。比如他们出版了不少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新译本，像《茶花女》、《红与黑》、《简·爱》等译林版名著，都广泛获得好评。他们翻译出版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请萧乾、文洁若夫妇翻译了《尤利西斯》，出版了《蒙田随笔全集》等，在出版界和翻译界更是有口皆碑。最近，又闻他们在出版冰心、杨绛的译文集之后，又推出了由瞿秋白、张闻天、沈雁冰、胡愈之的译文集组成的《播火者译丛》。不难看出，在《译林》创刊20年，译林出版社成立10年之际，这家刊物和出版社，越来越呈现以全方位的姿态为中外文化交流做贡献的雄心，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大鹏出海翎犹湿，骏马辞天气正豪”，翘首东南望，作为一个《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的老读者，我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信心。
199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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